第一篇 13.一种恐惧
13、一种恐惧
一千多块钱可以救一条命,可没这一千多块钱就要死一个人,这个事实给了我很强的刺激。我学医八年,毕业后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,但珍视生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。我观察周围,察觉到很多人在一种优闲中失去了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,他们对别人的痛苦能够保持那样平静的心态。就说那天吧,来来往往那么多人,对跪在跟前求怜的人都视而不见。我离开那极度贫苦的山村已近十年,却还没有丧失这种能力,我感到庆幸。可我常常感觉到这种同情心实在太苍白了,除了同情我实在也不能做点什么。那天在华源,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卖桔子的老人,一毛钱一斤,我说:“八分。”他马上就同意了。选桔子的时候他告诉我,他家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。我问他是不是搭车来的,他说:“几分钱一斤的东西还搭车?肩膀车!”他拍一拍肩膀。桔子要种,要收,要担到城里来卖,有幸卖完了还要走回去,前前后后就是几块钱。那天我买了十斤桔子,给了他一块钱,他连声说谢谢。我所能做的就是买几斤桔子。有好多次我在菜市场看那些剖鳝鱼的人,手上划破了好几处,用胶布缠起来双手仍整天浸在血水里工作,我在心里叹息,许许多多的人在生存的重压下就是这样活着。可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声叹息。在经过了赤脚医生的事情之后,我不得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钱这个东西。有了这种想法,我觉得厅里用钱浪费实在太大了,这对那些苦人儿实在太不公平。有些人赚钱是何等艰难,而另一些人花钱又是何等轻快。这以后到宾馆里去起草文件,我就推给丁小槐去。我心里明白那些钱还是用掉了,我的自我安慰并没有真正的意义。
这天我去车队找大徐,看见他正在擦一辆新车。我说:“这也是我们厅里的车?”他说:“我现在开本田了,那感觉硬是不同。”他告诉我厅里又买了两台进口车。我问本田多少钱一台,他说:“三十多万。”我吓一跳说:“怎么这么贵?”他说:“这就叫贵?隔壁化工厅,凌志都买回来了。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各种费用呢,手续费,养路费,牌照费,汽油费,保养费,跟着还有维修费,折旧费,一大围。”我说:“还要一个司机。”他说:“那还能算?把细帐算下来要吓得人翻几个跟头。”我说:“厅里其实有一两台车就够了”他说:“小池讲起来你在厅里也有这么久了,怎么讲起话来像美国华侨,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?这么多领导,哪个领导没有一部随时能调动的车,他浑身都不自在。张三有了能没有李四的?那就要起风波了。说到底不是有没有车坐的问题,而是在厅里有没有份量的问题,那是小事?”我说:“几个人共一台车也就够了。”他说:“那要等你当了厅长那天。真的到了那天,我们当司机的就要失业了。”
我摸着本田车说:“漂亮也真的是漂亮,坐在里面那感觉也真的是感觉,只是把细帐一算那帐也真的是一笔算不得的帐。”大徐说:“公家的钱,你算什么细帐。”他说着坐下来抽烟,把细帐算给我听,一辆车三十一万,用十年,每年折旧费三万一。三十一万的利息,每年二万二,养路费,每年六千,汽油,三千五,保养维修就算不清了。我说:“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万多了,还没算这个司机呢?”他说:“你老是记得我,那再加三千。”我说“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?”他说:“公家的东西,能算这么细?这东西本来就是个耗钱的主。”我说:“这么个东西,花费摊到每一天,差不多两百块钱,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。你看那个赤脚医生,门口跪了那么久,才接了十多块钱去了。”他说:“人跟人能比吗?比不赢的那只有去一头碰死,谁叫他不当厅长?厅里是个好码头,人就是要停靠个好码头,还不说赤脚医生,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开车,累了几倍钱还要掉下来一大截!码头不同!厕所里的老鼠吃屎,见了人到处窜,仓库里的老鼠吃谷,见了人大摇大摆,码头不同!”我说:“有些帐你不算不知道,一算吓一跳。”他说:“你当了厅长你就不这样想了,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,化工厅杨厅长坐凌志呢,到省里开会,两部车停在一起,别说厅长,我心里都不舒服。你没看见郑司机开了那部凌志的派头,抽烟都是这样点火的!”他说着叼着烟仰了头,掏出打火机做点火的模样,“那我就只能看着他甩派头!幸亏还买了这辆车,给我挽回一点面子。”
那些天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放不下来。的确没用我的钱,钱省下来了我也不会多得一分,可钱可以用来救一些人的命,这是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,别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不能沉默,我要把这个发现说出来,让大家都想一想,甚至有一种震动。厅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学院毕业的,当有一种声音向他们的良知呼唤,他们也不至于隔岸观火吧。这样想着我有了几分兴奋,甚至是激动,觉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。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,我心里又发虚,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,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。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,使它清晰起来,却又觉得非常困难。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,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,看清了事情的真相,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。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,属于角色的责任。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,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,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,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。可是一旦面对现实,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。现实毕竟是现实,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,只要稍稍退一步,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,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。可是我又问自己,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,就不是原则。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,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。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,自己与“猪人狗人”们实在也没有两样,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。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,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。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,我是知识分子,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?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?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。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,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。原来,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。
可一段时间以后,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。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。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,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。马厅长在会上说:“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?别的地方我管不了,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,形成对话。你坐在位子上,要让人家口报心服,那才是水平。让人家说话,天不会塌下来。自己也不会垮台。不让人家说话,天就会塌下来,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。”汤处长的职位,果然就免掉了。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,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?
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,我有了那点勇气。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,我必须开口说话。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,也没有责任,那太可怕了。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,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。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,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。我必须开口说话。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,在别人都发言之后,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,空空泛泛,连皮毛也没触及到。于是我说:“我有些想法,不知该不该说?”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,见我还犹豫就说:“我还是那句话,让人家说话,天不会塌下来。”于是我就说了,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,再说到小轿车,把帐都细算了,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,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,光说事情,没提到任何人。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,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,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,嘴角含着一丝笑意。会场沉静了好一会,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终于马厅长开口说:“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这还是值得肯定的。大家讨论讨论,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,真理越辩越明吧。”又看看表说:“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,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。”就去了。刘主任说:“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,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?比如说车,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,可方便了工作,提高了效率,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。”丁小槐马上接上来:“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。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,我看并不多。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。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,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,花钱的事太多,拨款又不足,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。”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:“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,针对谁呢?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,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,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,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?”他越说越激动,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。我实在忍不住说:“你算过帐没有?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,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。”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:“强辩,还在强辩!”明明是他强辩,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。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,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?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,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,这是怎么回事?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,最令我心寒的是,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,说我的不是。最后,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。刘主任说:“大家的意见,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。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,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。”就散了会。丁小槐一脸兴奋,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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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千多块钱可以救一条命,可没这一千多块钱就要死一个人,这个事实给了我很强的刺激。我学医八年,毕业后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,但珍视生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。我观察周围,察觉到很多人在一种优闲中失去了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,他们对别人的痛苦能够保持那样平静的心态。就说那天吧,来来往往那么多人,对跪在跟前求怜的人都视而不见。我离开那极度贫苦的山村已近十年,却还没有丧失这种能力,我感到庆幸。可我常常感觉到这种同情心实在太苍白了,除了同情我实在也不能做点什么。那天在华源,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卖桔子的老人,一毛钱一斤,我说:“八分。”他马上就同意了。选桔子的时候他告诉我,他家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。我问他是不是搭车来的,他说:“几分钱一斤的东西还搭车?肩膀车!”他拍一拍肩膀。桔子要种,要收,要担到城里来卖,有幸卖完了还要走回去,前前后后就是几块钱。那天我买了十斤桔子,给了他一块钱,他连声说谢谢。我所能做的就是买几斤桔子。有好多次我在菜市场看那些剖鳝鱼的人,手上划破了好几处,用胶布缠起来双手仍整天浸在血水里工作,我在心里叹息,许许多多的人在生存的重压下就是这样活着。可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声叹息。在经过了赤脚医生的事情之后,我不得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钱这个东西。有了这种想法,我觉得厅里用钱浪费实在太大了,这对那些苦人儿实在太不公平。有些人赚钱是何等艰难,而另一些人花钱又是何等轻快。这以后到宾馆里去起草文件,我就推给丁小槐去。我心里明白那些钱还是用掉了,我的自我安慰并没有真正的意义。
这天我去车队找大徐,看见他正在擦一辆新车。我说:“这也是我们厅里的车?”他说:“我现在开本田了,那感觉硬是不同。”他告诉我厅里又买了两台进口车。我问本田多少钱一台,他说:“三十多万。”我吓一跳说:“怎么这么贵?”他说:“这就叫贵?隔壁化工厅,凌志都买回来了。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各种费用呢,手续费,养路费,牌照费,汽油费,保养费,跟着还有维修费,折旧费,一大围。”我说:“还要一个司机。”他说:“那还能算?把细帐算下来要吓得人翻几个跟头。”我说:“厅里其实有一两台车就够了”他说:“小池讲起来你在厅里也有这么久了,怎么讲起话来像美国华侨,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?这么多领导,哪个领导没有一部随时能调动的车,他浑身都不自在。张三有了能没有李四的?那就要起风波了。说到底不是有没有车坐的问题,而是在厅里有没有份量的问题,那是小事?”我说:“几个人共一台车也就够了。”他说:“那要等你当了厅长那天。真的到了那天,我们当司机的就要失业了。”
我摸着本田车说:“漂亮也真的是漂亮,坐在里面那感觉也真的是感觉,只是把细帐一算那帐也真的是一笔算不得的帐。”大徐说:“公家的钱,你算什么细帐。”他说着坐下来抽烟,把细帐算给我听,一辆车三十一万,用十年,每年折旧费三万一。三十一万的利息,每年二万二,养路费,每年六千,汽油,三千五,保养维修就算不清了。我说:“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万多了,还没算这个司机呢?”他说:“你老是记得我,那再加三千。”我说“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?”他说:“公家的东西,能算这么细?这东西本来就是个耗钱的主。”我说:“这么个东西,花费摊到每一天,差不多两百块钱,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。你看那个赤脚医生,门口跪了那么久,才接了十多块钱去了。”他说:“人跟人能比吗?比不赢的那只有去一头碰死,谁叫他不当厅长?厅里是个好码头,人就是要停靠个好码头,还不说赤脚医生,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开车,累了几倍钱还要掉下来一大截!码头不同!厕所里的老鼠吃屎,见了人到处窜,仓库里的老鼠吃谷,见了人大摇大摆,码头不同!”我说:“有些帐你不算不知道,一算吓一跳。”他说:“你当了厅长你就不这样想了,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,化工厅杨厅长坐凌志呢,到省里开会,两部车停在一起,别说厅长,我心里都不舒服。你没看见郑司机开了那部凌志的派头,抽烟都是这样点火的!”他说着叼着烟仰了头,掏出打火机做点火的模样,“那我就只能看着他甩派头!幸亏还买了这辆车,给我挽回一点面子。”
那些天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放不下来。的确没用我的钱,钱省下来了我也不会多得一分,可钱可以用来救一些人的命,这是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,别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不能沉默,我要把这个发现说出来,让大家都想一想,甚至有一种震动。厅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学院毕业的,当有一种声音向他们的良知呼唤,他们也不至于隔岸观火吧。这样想着我有了几分兴奋,甚至是激动,觉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。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,我心里又发虚,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,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。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,使它清晰起来,却又觉得非常困难。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,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,看清了事情的真相,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。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,属于角色的责任。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,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,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,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。可是一旦面对现实,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。现实毕竟是现实,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,只要稍稍退一步,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,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。可是我又问自己,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,就不是原则。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,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。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,自己与“猪人狗人”们实在也没有两样,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。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,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。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,我是知识分子,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?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?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。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,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。原来,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。
可一段时间以后,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。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。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,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。马厅长在会上说:“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?别的地方我管不了,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,形成对话。你坐在位子上,要让人家口报心服,那才是水平。让人家说话,天不会塌下来。自己也不会垮台。不让人家说话,天就会塌下来,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。”汤处长的职位,果然就免掉了。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,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?
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,我有了那点勇气。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,我必须开口说话。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,也没有责任,那太可怕了。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,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。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,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。我必须开口说话。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,在别人都发言之后,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,空空泛泛,连皮毛也没触及到。于是我说:“我有些想法,不知该不该说?”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,见我还犹豫就说:“我还是那句话,让人家说话,天不会塌下来。”于是我就说了,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,再说到小轿车,把帐都细算了,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,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,光说事情,没提到任何人。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,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,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,嘴角含着一丝笑意。会场沉静了好一会,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终于马厅长开口说:“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这还是值得肯定的。大家讨论讨论,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,真理越辩越明吧。”又看看表说:“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,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。”就去了。刘主任说:“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,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?比如说车,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,可方便了工作,提高了效率,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。”丁小槐马上接上来:“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。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,我看并不多。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。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,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,花钱的事太多,拨款又不足,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。”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:“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,针对谁呢?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,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,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,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?”他越说越激动,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。我实在忍不住说:“你算过帐没有?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,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。”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:“强辩,还在强辩!”明明是他强辩,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。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,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?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,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,这是怎么回事?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,最令我心寒的是,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,说我的不是。最后,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。刘主任说:“大家的意见,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。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,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。”就散了会。丁小槐一脸兴奋,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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