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篇 40.一种说法
40、一种说法
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,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。我的思维非常清晰,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,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,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。到北京这么几天,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,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,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,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。这是一种呼唤,一种牵引,一种诱·惑。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,否则就跟着走。我忽然意识到“跟着感觉走”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,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。除了几个敏感部位,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?可是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?时代变了,我变不变?别人都轻装上阵了,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,而我还在原地徘徊。巨大的潮流涌来了,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,不,不止是震动,简直就是地动山摇,我自岿然不动?只有跟上潮流,才有希望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,这是一种情感本能,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,我曾为之骄傲,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,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。没有人愿意理解,包括董柳,包括许小曼。只有在夜深人静中,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,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,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。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,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。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,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,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,就在楼梯上停住了,侧着身子站着,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。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,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,董柳说:“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,他好房子住了,钞票口袋里揣了,开车到处跑,你还看不起他?”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,这么实在,可细想之下,俗也有俗的道理,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?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?猪人也好,狗人也好,那只是一种说法,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,能干的人,适于生存的人。而关注人格,坚守原则,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,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,跟不上时代的人。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,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。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,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。什么都是相对的,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。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,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,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,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,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。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,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。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,要抛开一切,轻装上阵,投入生存的竞争。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:“那样我是谁呢,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?”赶紧缩了回来,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。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“砰”的一声震响。
我对自己在《中医研究》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,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。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,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。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,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。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,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,可就是睡不着。我至少明白了,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。世界变了,我怎么办?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,再多写几篇,别人也不当回事。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:“池大为你不错啊,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,厅里也就是你了。”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。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,上班看报纸,下班看电视,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,什么意甲,英超,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,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,为足球疯狂。
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,晚上我就去了。见了面他说:“我打算下海了。”我说:“开什么国际玩笑,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,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?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,梦实现了,你也不安份了。”他说:“大为你知道,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。我读初中时,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,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,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,不要晒太阳下水田,人上人啊。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,我有了今天,我要珍惜。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,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,我要珍惜啊。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。”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,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,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。采访了十个人,有一个人满意,一个人无所谓,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,旧房收购价太低,周转房离城太远,质量也太差,小孩上学也不方便。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。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,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。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,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,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。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,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,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。他挨了批评,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,这代表了民意!我说:“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,憋不死你!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!”他说:“有了权吧,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,就是个什么样子,包你满意。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。”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,把平房拆了盖高楼,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。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?各级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?里面的黑洞有多大?他说:“还说无冕之王,你太抬举我了。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。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,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,权它妈的和钱它妈的结合得太好了。盖了这么多高楼,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的一连串的秘密?有权不愁没钱,有钱不愁没权,随时可以转换。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。不过,老子──”他叹一声,“老子也只好算了,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。”我说:“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,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?耍名记者脾气吧,以为这个牛头就不能有人来摁一摁?”他说:“下了海我两眼一闭去它妈的什么也没看见,再把脸那么一抹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还怕赚不到钱?”我说:“走到北京是求生存,回到省里还是求生存,人到底有几个胃?求来求去人它妈的都变成鬼了。”他说:“你说鸡琢磨个啥呢,琢磨那几粒米,人琢磨个啥呢,也琢磨那几粒米,只有那几粒米才比较真一点,想再多没有用,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起源于关于意义的歧义。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,也有一种强制性同化的力量,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,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。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,到今天更是如此。想一想再过几十年世界上的石油就用完了,想一想南极上空的臭氧黑洞越来越大了,想一想温室效应把冰山都融化了,连上海都会被淹到海底去,想一想人都可以成批地克隆出来,一个人还想着那么多事干什么?虚假命题!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琢磨那粒米比较可靠一点,想起来这是很可悲的,人一辈子!但悲剧已成定局。”
胡一兵一招手,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。服务生托着盘子送了啤酒来,弯下腰问:“老板要不要请两位小姐陪杯酒?”我说:“如今陪酒的小姐也有了,我只在批判旧社会的小说上看到过。”服务生说:“先生思想要开放一点,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。”我说:“警察叔叔不来抓?”他说:“他们自己有时也来喝杯酒的。也是给小姐一个机会吧,她们也可怜。”胡一兵说:“下次吧。”服务生就去了。我说:“现在连这些事都理直气壮了,倒是我不开放。”胡一兵说:“看见了吧!世界变它不是变哪一点,它是一个系统工程,所以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。就说我们台里,杜芸你知道吧,人人都知道,名主持吧,她主持的今夜真情栏目,是台里的王牌节目。”我说:“说起来一套套的,看着也挺纯情,台型不错,听说她犯错误了。”他说:“如今那叫有本事。她是什么东西,有名的公共汽车,她相信真情?在表演呢。不知道别人看了节目是什么感觉,我看了觉得那些被请来的嘉宾,简直就是被耍猴。她还煞有介事地剖析别人情感生活,黑色幽默也不是这样幽的。人们天天面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,在那里婊子对着成千上万观众谈真情,世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,我们还认什么真?我都把自己当作黑色幽默的最后对象了。”我说:“公共汽车,你也搭了一回?”他说:“如今身价高了,百万富翁也拢不了身了。”我说:“你们台里就不会找一个别人?”他说:“节目收视率高,也不敢随便换人。只要有人看就行了,管它做戏不做戏呢。领导现在什么都讲实际。”我说:“人吧,人要这张脸,很多事情就难办了。”他说:“我最近在读《庄子》,庄子曾说到过两只龟,一只钻在污泥里,一身腥臭,可它是活的,一只死了被供在庙堂上,供帝王占卜之用,你说你愿钻在污泥里还是供在庙堂上?污泥里就不要说脸不脸了,一身腥臭还谈脸?”
夜深了,其它的茶客渐渐离去。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一对可疑的男女偎到了一起,用嘴唇作爱情表演。胡一兵说:“大为跟你讲件事,你在单位也别扭着,你愿不愿和我到海里去捞一把?”我说:“你看我这个没有用的人,心又不硬,也不会撒谎,我能下海?”他说:“金叶置业的余老板真的给人启发,他八年前还是一个泥水匠,有什么亲戚移民到了香港,摇身一变就成了大老板了,现在是什么境界了?他喝瓶酒都上千块,他皮带上万元,你信不信?你想一想那么多钱都是自己的吧,”他双手在桌子上一搂,收到怀里,“你就不能沉得住气。想一想那么多钱吧,一个人还有什么放不下?该走水路走水路,该走陆路走陆路。反正人人都在操作,大人物在操作,道德君子也在操作,你想发财又要讲良心,那你还没开始就败给余老板了。市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,清高和善良那是怯懦和无能的另外一种说法,好听的说法。说真的你跟不跟我来吧。”我说:“海里一口水就把我呛死了,你还敢找我,你自己想好没有?我可能只能喝几块钱一瓶的酒,皮带吧,八块钱一根也就这么系着了,说是皮带,其实不是真皮的。”他说:“大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,到海里去打一个转,你的想法就变了,潜能就发挥出来了,你比余老板还不如?”我说:“别小看余老板,他有些素质别人根本不具备。你把自己手中的碗敲破了,到时候才发现不是别人的对手,就晚了。”他说:“别人有素质你不会学?人有一世又没有两世,有罪孽也不会带到下一辈子去,怕什么呢?”他这么一说,我觉得那些关于道德和良知的原则的确是可以怀疑的,市场也好,官场也好,那里奉行的是另外一套法则,操作主义的法则,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。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沮丧又无奈。
胡一兵设计了空手套白狼的方法,首先是到工商局攻关,再到银行攻关,最后是政府部门。不攻关是不可能的,要攻关又要做个好人也是不可能的。他的设想听上去很诱人,每一个步骤都很妥实,每一个环节都有熟人,朋友。按他的计划,三年之后就可以在城市西部开发出一片住宅区出来。我说:“你可小心,一步踏空了就步步空。”他说:“没有追不到的姑娘,也没有攻不下来的关。我这几年帮了朋友多少忙,他们回过头来帮帮我也是应该的。要不等我把银行的钱钓到了手你再过来。说得不好听,万一破了产,还有人要抓我杀肉吃?人肉是酸的,也没有要吃。”我说:“你胡一兵也是这样想?我以为只有社会上那些煮不烂的人才这样想呢。”他嘿嘿笑起来说:“我的大哥,搞了半天你还是要讲那一套,那我问你,你这辈子怎么办呢?人若有两辈子,我这辈子积德,下辈子有回报。早晚得想通,想通了就豁然开朗,老是想不通吧,人生这出戏也许还唱得下去,只是下面的戏就没有什么精彩情节了,也没有高·潮了。”我听了心中一震,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,头脑中也涌现出被击中后颓然倒地的幻象。我说:“让我想想,让我想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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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,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。我的思维非常清晰,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,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,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。到北京这么几天,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,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,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,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。这是一种呼唤,一种牵引,一种诱·惑。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,否则就跟着走。我忽然意识到“跟着感觉走”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,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。除了几个敏感部位,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?可是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?时代变了,我变不变?别人都轻装上阵了,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,而我还在原地徘徊。巨大的潮流涌来了,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,不,不止是震动,简直就是地动山摇,我自岿然不动?只有跟上潮流,才有希望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,这是一种情感本能,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,我曾为之骄傲,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,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。没有人愿意理解,包括董柳,包括许小曼。只有在夜深人静中,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,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,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。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,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。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,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,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,就在楼梯上停住了,侧着身子站着,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。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,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,董柳说:“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,他好房子住了,钞票口袋里揣了,开车到处跑,你还看不起他?”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,这么实在,可细想之下,俗也有俗的道理,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?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?猪人也好,狗人也好,那只是一种说法,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,能干的人,适于生存的人。而关注人格,坚守原则,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,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,跟不上时代的人。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,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。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,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。什么都是相对的,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。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,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,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,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,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。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,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。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,要抛开一切,轻装上阵,投入生存的竞争。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:“那样我是谁呢,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?”赶紧缩了回来,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。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“砰”的一声震响。
我对自己在《中医研究》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,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。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,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。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,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。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,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,可就是睡不着。我至少明白了,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。世界变了,我怎么办?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,再多写几篇,别人也不当回事。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:“池大为你不错啊,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,厅里也就是你了。”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。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,上班看报纸,下班看电视,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,什么意甲,英超,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,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,为足球疯狂。
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,晚上我就去了。见了面他说:“我打算下海了。”我说:“开什么国际玩笑,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,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?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,梦实现了,你也不安份了。”他说:“大为你知道,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。我读初中时,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,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,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,不要晒太阳下水田,人上人啊。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,我有了今天,我要珍惜。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,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,我要珍惜啊。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。”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,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,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。采访了十个人,有一个人满意,一个人无所谓,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,旧房收购价太低,周转房离城太远,质量也太差,小孩上学也不方便。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。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,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。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,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,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。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,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,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。他挨了批评,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,这代表了民意!我说:“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,憋不死你!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!”他说:“有了权吧,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,就是个什么样子,包你满意。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。”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,把平房拆了盖高楼,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。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?各级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?里面的黑洞有多大?他说:“还说无冕之王,你太抬举我了。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。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,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,权它妈的和钱它妈的结合得太好了。盖了这么多高楼,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的一连串的秘密?有权不愁没钱,有钱不愁没权,随时可以转换。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。不过,老子──”他叹一声,“老子也只好算了,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。”我说:“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,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?耍名记者脾气吧,以为这个牛头就不能有人来摁一摁?”他说:“下了海我两眼一闭去它妈的什么也没看见,再把脸那么一抹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还怕赚不到钱?”我说:“走到北京是求生存,回到省里还是求生存,人到底有几个胃?求来求去人它妈的都变成鬼了。”他说:“你说鸡琢磨个啥呢,琢磨那几粒米,人琢磨个啥呢,也琢磨那几粒米,只有那几粒米才比较真一点,想再多没有用,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起源于关于意义的歧义。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,也有一种强制性同化的力量,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,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。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,到今天更是如此。想一想再过几十年世界上的石油就用完了,想一想南极上空的臭氧黑洞越来越大了,想一想温室效应把冰山都融化了,连上海都会被淹到海底去,想一想人都可以成批地克隆出来,一个人还想着那么多事干什么?虚假命题!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琢磨那粒米比较可靠一点,想起来这是很可悲的,人一辈子!但悲剧已成定局。”
胡一兵一招手,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。服务生托着盘子送了啤酒来,弯下腰问:“老板要不要请两位小姐陪杯酒?”我说:“如今陪酒的小姐也有了,我只在批判旧社会的小说上看到过。”服务生说:“先生思想要开放一点,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。”我说:“警察叔叔不来抓?”他说:“他们自己有时也来喝杯酒的。也是给小姐一个机会吧,她们也可怜。”胡一兵说:“下次吧。”服务生就去了。我说:“现在连这些事都理直气壮了,倒是我不开放。”胡一兵说:“看见了吧!世界变它不是变哪一点,它是一个系统工程,所以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。就说我们台里,杜芸你知道吧,人人都知道,名主持吧,她主持的今夜真情栏目,是台里的王牌节目。”我说:“说起来一套套的,看着也挺纯情,台型不错,听说她犯错误了。”他说:“如今那叫有本事。她是什么东西,有名的公共汽车,她相信真情?在表演呢。不知道别人看了节目是什么感觉,我看了觉得那些被请来的嘉宾,简直就是被耍猴。她还煞有介事地剖析别人情感生活,黑色幽默也不是这样幽的。人们天天面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,在那里婊子对着成千上万观众谈真情,世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,我们还认什么真?我都把自己当作黑色幽默的最后对象了。”我说:“公共汽车,你也搭了一回?”他说:“如今身价高了,百万富翁也拢不了身了。”我说:“你们台里就不会找一个别人?”他说:“节目收视率高,也不敢随便换人。只要有人看就行了,管它做戏不做戏呢。领导现在什么都讲实际。”我说:“人吧,人要这张脸,很多事情就难办了。”他说:“我最近在读《庄子》,庄子曾说到过两只龟,一只钻在污泥里,一身腥臭,可它是活的,一只死了被供在庙堂上,供帝王占卜之用,你说你愿钻在污泥里还是供在庙堂上?污泥里就不要说脸不脸了,一身腥臭还谈脸?”
夜深了,其它的茶客渐渐离去。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一对可疑的男女偎到了一起,用嘴唇作爱情表演。胡一兵说:“大为跟你讲件事,你在单位也别扭着,你愿不愿和我到海里去捞一把?”我说:“你看我这个没有用的人,心又不硬,也不会撒谎,我能下海?”他说:“金叶置业的余老板真的给人启发,他八年前还是一个泥水匠,有什么亲戚移民到了香港,摇身一变就成了大老板了,现在是什么境界了?他喝瓶酒都上千块,他皮带上万元,你信不信?你想一想那么多钱都是自己的吧,”他双手在桌子上一搂,收到怀里,“你就不能沉得住气。想一想那么多钱吧,一个人还有什么放不下?该走水路走水路,该走陆路走陆路。反正人人都在操作,大人物在操作,道德君子也在操作,你想发财又要讲良心,那你还没开始就败给余老板了。市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,清高和善良那是怯懦和无能的另外一种说法,好听的说法。说真的你跟不跟我来吧。”我说:“海里一口水就把我呛死了,你还敢找我,你自己想好没有?我可能只能喝几块钱一瓶的酒,皮带吧,八块钱一根也就这么系着了,说是皮带,其实不是真皮的。”他说:“大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,到海里去打一个转,你的想法就变了,潜能就发挥出来了,你比余老板还不如?”我说:“别小看余老板,他有些素质别人根本不具备。你把自己手中的碗敲破了,到时候才发现不是别人的对手,就晚了。”他说:“别人有素质你不会学?人有一世又没有两世,有罪孽也不会带到下一辈子去,怕什么呢?”他这么一说,我觉得那些关于道德和良知的原则的确是可以怀疑的,市场也好,官场也好,那里奉行的是另外一套法则,操作主义的法则,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。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沮丧又无奈。
胡一兵设计了空手套白狼的方法,首先是到工商局攻关,再到银行攻关,最后是政府部门。不攻关是不可能的,要攻关又要做个好人也是不可能的。他的设想听上去很诱人,每一个步骤都很妥实,每一个环节都有熟人,朋友。按他的计划,三年之后就可以在城市西部开发出一片住宅区出来。我说:“你可小心,一步踏空了就步步空。”他说:“没有追不到的姑娘,也没有攻不下来的关。我这几年帮了朋友多少忙,他们回过头来帮帮我也是应该的。要不等我把银行的钱钓到了手你再过来。说得不好听,万一破了产,还有人要抓我杀肉吃?人肉是酸的,也没有要吃。”我说:“你胡一兵也是这样想?我以为只有社会上那些煮不烂的人才这样想呢。”他嘿嘿笑起来说:“我的大哥,搞了半天你还是要讲那一套,那我问你,你这辈子怎么办呢?人若有两辈子,我这辈子积德,下辈子有回报。早晚得想通,想通了就豁然开朗,老是想不通吧,人生这出戏也许还唱得下去,只是下面的戏就没有什么精彩情节了,也没有高·潮了。”我听了心中一震,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,头脑中也涌现出被击中后颓然倒地的幻象。我说:“让我想想,让我想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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