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篇 66.太极阴阳
66、太极阴阳
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,成了丁小槐的上级。这使他很不自在,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。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,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?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?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,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,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。一个处长算什么,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。
这天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来说:“戴妙良死了,突发心脏病死了。”戴妙良原是药政处处长,十年前为了副厅长的位子,与马厅长狠狠地掰过一回手腕,施厅长最后还是放弃了他。马厅长上任后,就把他挂了起来,一挂三年。在八七年他忍无可忍,五十岁就办了提前退休。女儿出国去了,妻子病逝了,他就只身去了万山红农场,“文革”中他在那里呆过六年。这一去又是六年,偶尔回来,呆不几天又去了。据说戴妙良在农场口碑很好,农场几次想把他推出来作典型,都被厅里否决了。他也不在乎说:“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”谁也不把这话当回事,只作是失败者的自我宽解。在中医协会时我跟他说过几次话,这两年就敬而远之了。刚才农场打了电话来,今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死了。
现在厅里要派车把尸体拖回来火化。我想着戴妙良的过去,不想插手此事,对黄主任说:“办公室出面处理一下算了。”黄主任说:“是你们处里的人,你们还是要出面担担子呢。”我说:“退休办呢,他们不管这个事那他们管什么?”他说:“农场的意思是要厅里去一个要紧的人,戴妙良他在那边关系倒是搞得很好。”黄主任把“那边”说得很重,更使我想到“这边”的事。我说:“怎么办呢,我家里正好病了人。”他说:“他在那边群众反映还可以,太随便了,怕群众有意见。”我将他的军说:“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去跑一趟。”他忙说:“我上午要陪马厅长到省政府开个会,我爱人也不太舒服。你池处长的招牌已经够大了。”回到处里我把事情说了,丁小槐马上说:“要平时我就去了,今天我家强强正好病了。”我说:“碰得也巧,黄主任他爱人也病了。”丁小槐勉强笑笑说:“戴妙良吧,我以前跟他有点不愉快,去年他拿了农场的介绍信到处里来,要我们帮忙优惠价批发药品,我哪能帮他这个忙?他拍着桌子走了。”我想,你跟活人不愉快,跟死人也不愉快?看着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,我就给马厅长打了个电话,说:“戴妙良死了没人愿意去接回来,退休办推办公室,办公室推到处里,如果厅里这两天没什么事,我就跑一趟。”他说:“你去了拉回来,直接送殡仪馆,路上小心。”我带了退休办的小蔡,坐面包车到殡仪馆租了个铁盒子,就上路了。
下午三点到了万山红农场场部,吴场长说:“戴医生真的了不起,”他翘着大拇指,“我们农场八千多人,差不多每个人都找他看过病,省里的医生水平还是不同一些。他白天喊白天到,晚上喊晚上到,好人呢。”我公事公办说:“天气也有这么热,放久了怕不行,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。”吴场长说:“那我们还有一个告别仪式,就这样让老戴上路,我们心里也过不去。”马上吩咐广播员广播通知,告别仪式马上开始。吴场长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,正好有个家在农场的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小严回家休假,也跟我们一起去了。
戴妙良的房前已经聚了二百多人,见了我们,自动地让开一条路。我进了房子,没想到里面如此简陋,一张桌子,一张床,一个书架。戴妙良躺在床上,脸上蒙着布。我看了心中一震,一个冷颤从身体穿过。他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六年,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好人。蒙在脸上的是一块土白布,质地粗糙。当年父亲在下葬前脸上也蒙着这样一块白布,在最后的时刻又揭开来,让我看了最后一眼。当时秦四毛死命架着我,叫我跪在原地,不让我扑上去。“按规矩办”,当时秦三爹就说了这样一句话。我看着这白布的纹路,父亲给我的最后印象在心中一闪。我揭开白布看了看,小蔡躲到后面去了。吴场长说:“可惜啊,可惜!我们农场的一大损失呢。我们想分给他一间好房子,他还不要。”我指挥两个农民把铁盒子从车上抬进来,抬尸体时又上来两个人,把尸体小心地移进去。我走到门外,外面已经聚集上千的人,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,四个农民把铁盒抬在肩上,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。有人找来一面党旗,盖在铁盒子上面。严记者在我耳边说:“我真的好感动。”吴场长首先讲了话,讲得很动感情,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。我本来想讲几句,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,公事公办不动感情吧,交待不过去,动感情吧,传到厅里去也不好交待。我要小蔡去讲,他讲了几分钟,干巴几条,比场长讲的大为逊色。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,都是讲自己的经历,有一个人哭了,讲不下去,就退到一边抹眼泪。严记者对我说:“池处长你也讲几句吧。”我对戴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,知道的一点事情也不能说,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感受,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,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,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。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,大家默哀,鞠躬,会就散了。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到车上去,几个人围上来说:“戴医生就这么走了,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。”我说:“天气这么热,这里连一点降温的冰都没有,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。”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,这让我为了难。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,那可能吗?这不是让厅里为难?我竭力说服吴场长,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,他还要坚持,说:“人都安排好了,闵副场长去。”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,不然我怎么向厅里交待?照道理说戴妙良的确是好人,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,但圈子里的道理还有另一种说法,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。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,天气热,路途辛苦,耽误了农场的工作,等等,吴场长还是不肯。我没有办法,趁严记者不在,就变了态度,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,他也只好算了。
车发动起来,响起了一阵鞭炮声,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。我对邓司机说:“开最慢的速度。”车缓缓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,不断地有人跪下,痛哭。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。小蔡坐在我旁边,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,我在心里骂着:“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,可怕啊!”到了夹道的尽头,司机刚想加速,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,向我招手,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。严记者说:“池处长,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,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,发到报纸上去。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,然后到省里找你。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,也休不下去了。”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,这个严记者吧,只顾自己抓材料,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,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。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,又怎么得了?戴妙良的确不错,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,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。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,真是倒了霉啊!
回到城里已经是深夜一点。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,值班的老头探头出来说:“明天来,天亮来,上班来。”我说了很多好话,他说:“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,放到我床下?冰库都上锁了。”只好拖回去。车子穿过城市,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,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出没。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子,心想:“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,一个生命完结了,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在这个时代,一切随荣随枯,人一辈子就是自己这一辈子,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。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,它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一切。戴妙良的确是好人,可好人又怎么样?”
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,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,准备说有重要会议,就叫他送过去算了。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,他说:“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,戴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,材料非常扎实,我想把他推出去,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。昨天下午的场面太感人了,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,我偶尔抓到了,很能够挖掘一番。”我泼冷水说:“有那么高的价值?”他说:“有!”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,把典型材料考虑进去。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,我怎么这么不走运,这不是惹出祸来了吗?事迹往大报上一登,厅里多尴尬?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,还要到厅里来采访,把情况采访去了,可怎么办?戴妙良是个好人,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,可再怎么样,也不能叫我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啊!我很后悔昨天心还是太软了,坚持要丁小槐去,他不去?这些有问题的人,你就是不能沾边,一沾就沾出麻烦来了。在圈子里,心太软可呆不下去!想来想去,急也不行,还是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,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,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,他会生气的。抓起电话犹豫了一会,想着躲也躲不过去,就拨了号,把事情汇报了,也替自己解释了几句。谁知他并没生气,说:“趁现在还没上班,你到办公楼前的把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都扯下来,一上班就来找我。”我赶紧跑下楼,把那两张纸撕了下来,卷好了,拿到家里来。忽然又想到应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看一下,一些信息经常是从这上面看出来的。展开来看见孙之华是主任,我是副主任,丁小槐是委员。以前听别人议论治丧委员会排名大家都很重视,我觉得可笑,现在觉得不重视才可笑呢。什么都有个层次,这层次在哪里都得体现出来,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。
上班我去找马厅长,一进门他拍了桌子说:“小池,你这一趟跑得好!”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,几乎被一口气噎着,完了!可看他的表情,也并没有生气,还带着一种喜色。我习惯性地坐下来,不说什么,先把厅长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说。他说:“你这一趟跑得好,跑出了成绩!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力推进促成这件事。我们厅里能够出一个典型人物,甚至是全国典型,那是一笔精神财富。《光明日报》可不是谁想上就上得去的,也不是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。记者碰上了这件事是有缘,我们碰上了记者也是有缘。精神文明,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,一定要人格化,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的人格化。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,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,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。”马厅长到底是马厅长,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质,并定下了操作的框架。这时丁小槐打电话过来,说严记者刚才打电话到处里找我,并留下了电话号码,要我尽快打回去。马厅长指了电话机说:“你马上打过去,把记者同志接过来,追悼会推迟到明天,我亲自主持。”我拨了电话,严记者说:“我已经跟社里汇报了,社领导非常重视,北京今天下午就会派人飞过来,你们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机?”我说:“我们厅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,马厅长亲自任治丧委员会主任,亲自主持追悼会,初步定在明天上午。接机当然没问题,是不是派个车把你接过来?”他说:“我上午再抓抓材料,把框架定下来,明天我坐农场的车过来,吴场长也来,还带两个昨天讲得好的人过来。”我说:“厅里希望你能赶上追悼会,明天就赶不上了。”我请示了马厅长,把追悼会安排在下午。马厅长说:“这几天你把别的事放一放,抓好这个中心工作。”又把孙副厅长和工会陆主席等人叫来,重新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。陆主席找人写挽联,黄主任负责写悼词,原来的悼词作废,要重新定位,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进展,派人去冲洗遗像等等。忙到下午决定了,我再次去万山红农场接人。打电话给邓司机,他说:“铁盒子还在车里面呢,还不知道坏了没有。”我心里一惊,忙来忙去把这件事给忘了!我说:“马上出发,先去殡仪馆,再去万山红。”他说:“我刚回来。”我说:“我刚回来马厅长叫我去我就去了,我能对马厅长说我不去?你不去就算了。我叫马厅长另外安排人去。”他马上说:“我去,我去。”放下电话我心里想,人不向前进不行啊,不到那个份上,说句话也叫不响,还得打别人的旗号!
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,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。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,临时决定改为大厅,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。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,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,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。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。死者的儿子说:“已经通知了,我们丢不起这个脸!”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,才摆平了。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,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,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。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,交了租金,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,换上我们的就行了。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:
救死扶伤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长悬尘世
鞠躬尽瘁诤友良医我与万山同哭英灵
我送的挽联是:名利烟云淡如水
事业千秋重于山
挽联挂好了,大家逐联评析,宣传部郭部长说:“池处长你挽联是请谁作的?‘名利烟云’怎么又淡如水呢?”我说:“你别钻牛角尖,我在车上一路想了几个小时才想出来的。”他马上说:“没想到池处长作联的水平这么高。”几个人都笑了。
几个厅长和两个记者还有吴场长也是坐在大客车来的,马厅长一脸凝重,于是大家也一脸凝重,气氛就上来了。哀乐过后,马厅长致悼词,刚念到“沉重悼念亲爱的戴妙良同志”,声音就哽咽了。又念到“事情来得如此突然,我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”时,掏出手帕擦泪。我看着马厅长心中有几分疑惑,他以前念悼词都有些公事公办的神态,今天却动了感情。气氛凝重到了极点,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。北京来的记者把这些场面都录了下来。接下来严记者把前天送别的情景介绍了。遗体告别后,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进去火化,马厅长一直跟在后面,最后被挡住了,才停了下来。
回到厅里严记者提出要开个座谈会,马厅长一口应了。严记者想晚上就开,他还要赶往万山红农场继续采访。马厅长说:“明天吧,明天上午开了,派车送你们去。”厅里马上开了预备会,我也参加了。孙副厅长说:“明天的会议很重要,大家凑一凑,哪些人合适参加,又有哪几个人作核心发言。”大家议了一个名单,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虽共事多年,但喜欢信口开何,炮筒脾气,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单了?我请示性地望了望马厅长,马厅长不置可否。我说:“就不惊动他了吧。”
晚上把第二天将参加会议的人都找了来,马厅长说:“戴妙良同志是我们厅里的骄傲和荣誉,明天的会开得好不好,既关系到戴妙良同志,也关系到我省卫生系统,还关系到在坐的各位。他的出现,是我省卫生系统多年来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标志。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,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。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,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越是艰苦的环境,越能考验一个人。他经历了这种考验,是一个高尚的人,纯粹的人,有道德的人,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于是大家纷纷发言,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个大概,不当的地方,孙副厅长郭部长都点了出来,就散了会。
一个多月以后,长篇通讯出来了,标题就是《名利淡如烟云,事业重于泰山》。马上省市各大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厅里来采访。卫生厅出了这么一个人物,文副省长都惊动了,打了电话来问情况。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,文副省长也参加了。卫视台三台摄像机来录相,马厅长接着文副省长发言,说: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怎么把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到日常工作中去,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紧紧抓住的问题,具体对医务工作者来说,就是要把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落到实处。戴妙良同志的事迹,正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追求。”丁小槐说:“我刚从香港回来,香港社会那种个人主义,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气氛,与戴妙良同志的追求,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”他激动得脸色涨红,身子一晃一晃的,“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,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,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他的事迹,也给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。”我又把自己在万山红农场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。虽然已经讲过几十遍了,但为了给文副省长留下一点印象,我讲起来还是有些激动。讲着讲着也真的激动了,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动的真实意义。
梦阮读书
过了两天厅里的电话打到全省卫生系统,要各单位组织大家看卫视播出的座谈会实况。晚上我叫董柳过来看电视,说:“看看我的光辉形象。”又说:“再看看丁小槐的表演。他刚跟我说起香港只差没滴口水了,到会上又踩香港一脚,还教导别人不要迷失方向呢。他从来就没迷失过方向,从来就知道方向在哪里。不知道他的人,在电视上天天看他,也永远不知道他,还以为他是个什么高尚人物呢。他早就明白了阴阳之道,也可以说是个打太极拳的高手。”董柳说:“那你要他怎么说?他又能怎么说?他不那样说不行,真是那样做也不行,也别怪他。”我笑了说:“想想倒也别怪他,他也只能如此,也只是在演一个角色,不然怎么说人生就是一场戏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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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,成了丁小槐的上级。这使他很不自在,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。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,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?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?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,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,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。一个处长算什么,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。
这天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来说:“戴妙良死了,突发心脏病死了。”戴妙良原是药政处处长,十年前为了副厅长的位子,与马厅长狠狠地掰过一回手腕,施厅长最后还是放弃了他。马厅长上任后,就把他挂了起来,一挂三年。在八七年他忍无可忍,五十岁就办了提前退休。女儿出国去了,妻子病逝了,他就只身去了万山红农场,“文革”中他在那里呆过六年。这一去又是六年,偶尔回来,呆不几天又去了。据说戴妙良在农场口碑很好,农场几次想把他推出来作典型,都被厅里否决了。他也不在乎说:“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”谁也不把这话当回事,只作是失败者的自我宽解。在中医协会时我跟他说过几次话,这两年就敬而远之了。刚才农场打了电话来,今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死了。
现在厅里要派车把尸体拖回来火化。我想着戴妙良的过去,不想插手此事,对黄主任说:“办公室出面处理一下算了。”黄主任说:“是你们处里的人,你们还是要出面担担子呢。”我说:“退休办呢,他们不管这个事那他们管什么?”他说:“农场的意思是要厅里去一个要紧的人,戴妙良他在那边关系倒是搞得很好。”黄主任把“那边”说得很重,更使我想到“这边”的事。我说:“怎么办呢,我家里正好病了人。”他说:“他在那边群众反映还可以,太随便了,怕群众有意见。”我将他的军说:“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去跑一趟。”他忙说:“我上午要陪马厅长到省政府开个会,我爱人也不太舒服。你池处长的招牌已经够大了。”回到处里我把事情说了,丁小槐马上说:“要平时我就去了,今天我家强强正好病了。”我说:“碰得也巧,黄主任他爱人也病了。”丁小槐勉强笑笑说:“戴妙良吧,我以前跟他有点不愉快,去年他拿了农场的介绍信到处里来,要我们帮忙优惠价批发药品,我哪能帮他这个忙?他拍着桌子走了。”我想,你跟活人不愉快,跟死人也不愉快?看着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,我就给马厅长打了个电话,说:“戴妙良死了没人愿意去接回来,退休办推办公室,办公室推到处里,如果厅里这两天没什么事,我就跑一趟。”他说:“你去了拉回来,直接送殡仪馆,路上小心。”我带了退休办的小蔡,坐面包车到殡仪馆租了个铁盒子,就上路了。
下午三点到了万山红农场场部,吴场长说:“戴医生真的了不起,”他翘着大拇指,“我们农场八千多人,差不多每个人都找他看过病,省里的医生水平还是不同一些。他白天喊白天到,晚上喊晚上到,好人呢。”我公事公办说:“天气也有这么热,放久了怕不行,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。”吴场长说:“那我们还有一个告别仪式,就这样让老戴上路,我们心里也过不去。”马上吩咐广播员广播通知,告别仪式马上开始。吴场长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,正好有个家在农场的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小严回家休假,也跟我们一起去了。
戴妙良的房前已经聚了二百多人,见了我们,自动地让开一条路。我进了房子,没想到里面如此简陋,一张桌子,一张床,一个书架。戴妙良躺在床上,脸上蒙着布。我看了心中一震,一个冷颤从身体穿过。他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六年,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好人。蒙在脸上的是一块土白布,质地粗糙。当年父亲在下葬前脸上也蒙着这样一块白布,在最后的时刻又揭开来,让我看了最后一眼。当时秦四毛死命架着我,叫我跪在原地,不让我扑上去。“按规矩办”,当时秦三爹就说了这样一句话。我看着这白布的纹路,父亲给我的最后印象在心中一闪。我揭开白布看了看,小蔡躲到后面去了。吴场长说:“可惜啊,可惜!我们农场的一大损失呢。我们想分给他一间好房子,他还不要。”我指挥两个农民把铁盒子从车上抬进来,抬尸体时又上来两个人,把尸体小心地移进去。我走到门外,外面已经聚集上千的人,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,四个农民把铁盒抬在肩上,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。有人找来一面党旗,盖在铁盒子上面。严记者在我耳边说:“我真的好感动。”吴场长首先讲了话,讲得很动感情,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。我本来想讲几句,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,公事公办不动感情吧,交待不过去,动感情吧,传到厅里去也不好交待。我要小蔡去讲,他讲了几分钟,干巴几条,比场长讲的大为逊色。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,都是讲自己的经历,有一个人哭了,讲不下去,就退到一边抹眼泪。严记者对我说:“池处长你也讲几句吧。”我对戴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,知道的一点事情也不能说,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感受,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,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,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。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,大家默哀,鞠躬,会就散了。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到车上去,几个人围上来说:“戴医生就这么走了,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。”我说:“天气这么热,这里连一点降温的冰都没有,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。”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,这让我为了难。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,那可能吗?这不是让厅里为难?我竭力说服吴场长,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,他还要坚持,说:“人都安排好了,闵副场长去。”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,不然我怎么向厅里交待?照道理说戴妙良的确是好人,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,但圈子里的道理还有另一种说法,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。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,天气热,路途辛苦,耽误了农场的工作,等等,吴场长还是不肯。我没有办法,趁严记者不在,就变了态度,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,他也只好算了。
车发动起来,响起了一阵鞭炮声,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。我对邓司机说:“开最慢的速度。”车缓缓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,不断地有人跪下,痛哭。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。小蔡坐在我旁边,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,我在心里骂着:“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,可怕啊!”到了夹道的尽头,司机刚想加速,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,向我招手,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。严记者说:“池处长,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,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,发到报纸上去。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,然后到省里找你。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,也休不下去了。”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,这个严记者吧,只顾自己抓材料,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,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。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,又怎么得了?戴妙良的确不错,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,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。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,真是倒了霉啊!
回到城里已经是深夜一点。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,值班的老头探头出来说:“明天来,天亮来,上班来。”我说了很多好话,他说:“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,放到我床下?冰库都上锁了。”只好拖回去。车子穿过城市,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,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出没。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子,心想:“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,一个生命完结了,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在这个时代,一切随荣随枯,人一辈子就是自己这一辈子,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。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,它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一切。戴妙良的确是好人,可好人又怎么样?”
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,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,准备说有重要会议,就叫他送过去算了。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,他说:“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,戴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,材料非常扎实,我想把他推出去,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。昨天下午的场面太感人了,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,我偶尔抓到了,很能够挖掘一番。”我泼冷水说:“有那么高的价值?”他说:“有!”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,把典型材料考虑进去。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,我怎么这么不走运,这不是惹出祸来了吗?事迹往大报上一登,厅里多尴尬?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,还要到厅里来采访,把情况采访去了,可怎么办?戴妙良是个好人,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,可再怎么样,也不能叫我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啊!我很后悔昨天心还是太软了,坚持要丁小槐去,他不去?这些有问题的人,你就是不能沾边,一沾就沾出麻烦来了。在圈子里,心太软可呆不下去!想来想去,急也不行,还是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,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,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,他会生气的。抓起电话犹豫了一会,想着躲也躲不过去,就拨了号,把事情汇报了,也替自己解释了几句。谁知他并没生气,说:“趁现在还没上班,你到办公楼前的把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都扯下来,一上班就来找我。”我赶紧跑下楼,把那两张纸撕了下来,卷好了,拿到家里来。忽然又想到应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看一下,一些信息经常是从这上面看出来的。展开来看见孙之华是主任,我是副主任,丁小槐是委员。以前听别人议论治丧委员会排名大家都很重视,我觉得可笑,现在觉得不重视才可笑呢。什么都有个层次,这层次在哪里都得体现出来,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。
上班我去找马厅长,一进门他拍了桌子说:“小池,你这一趟跑得好!”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,几乎被一口气噎着,完了!可看他的表情,也并没有生气,还带着一种喜色。我习惯性地坐下来,不说什么,先把厅长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说。他说:“你这一趟跑得好,跑出了成绩!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力推进促成这件事。我们厅里能够出一个典型人物,甚至是全国典型,那是一笔精神财富。《光明日报》可不是谁想上就上得去的,也不是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。记者碰上了这件事是有缘,我们碰上了记者也是有缘。精神文明,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,一定要人格化,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的人格化。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,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,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。”马厅长到底是马厅长,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质,并定下了操作的框架。这时丁小槐打电话过来,说严记者刚才打电话到处里找我,并留下了电话号码,要我尽快打回去。马厅长指了电话机说:“你马上打过去,把记者同志接过来,追悼会推迟到明天,我亲自主持。”我拨了电话,严记者说:“我已经跟社里汇报了,社领导非常重视,北京今天下午就会派人飞过来,你们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机?”我说:“我们厅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,马厅长亲自任治丧委员会主任,亲自主持追悼会,初步定在明天上午。接机当然没问题,是不是派个车把你接过来?”他说:“我上午再抓抓材料,把框架定下来,明天我坐农场的车过来,吴场长也来,还带两个昨天讲得好的人过来。”我说:“厅里希望你能赶上追悼会,明天就赶不上了。”我请示了马厅长,把追悼会安排在下午。马厅长说:“这几天你把别的事放一放,抓好这个中心工作。”又把孙副厅长和工会陆主席等人叫来,重新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。陆主席找人写挽联,黄主任负责写悼词,原来的悼词作废,要重新定位,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进展,派人去冲洗遗像等等。忙到下午决定了,我再次去万山红农场接人。打电话给邓司机,他说:“铁盒子还在车里面呢,还不知道坏了没有。”我心里一惊,忙来忙去把这件事给忘了!我说:“马上出发,先去殡仪馆,再去万山红。”他说:“我刚回来。”我说:“我刚回来马厅长叫我去我就去了,我能对马厅长说我不去?你不去就算了。我叫马厅长另外安排人去。”他马上说:“我去,我去。”放下电话我心里想,人不向前进不行啊,不到那个份上,说句话也叫不响,还得打别人的旗号!
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,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。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,临时决定改为大厅,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。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,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,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。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。死者的儿子说:“已经通知了,我们丢不起这个脸!”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,才摆平了。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,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,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。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,交了租金,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,换上我们的就行了。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:
救死扶伤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长悬尘世
鞠躬尽瘁诤友良医我与万山同哭英灵
我送的挽联是:名利烟云淡如水
事业千秋重于山
挽联挂好了,大家逐联评析,宣传部郭部长说:“池处长你挽联是请谁作的?‘名利烟云’怎么又淡如水呢?”我说:“你别钻牛角尖,我在车上一路想了几个小时才想出来的。”他马上说:“没想到池处长作联的水平这么高。”几个人都笑了。
几个厅长和两个记者还有吴场长也是坐在大客车来的,马厅长一脸凝重,于是大家也一脸凝重,气氛就上来了。哀乐过后,马厅长致悼词,刚念到“沉重悼念亲爱的戴妙良同志”,声音就哽咽了。又念到“事情来得如此突然,我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”时,掏出手帕擦泪。我看着马厅长心中有几分疑惑,他以前念悼词都有些公事公办的神态,今天却动了感情。气氛凝重到了极点,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。北京来的记者把这些场面都录了下来。接下来严记者把前天送别的情景介绍了。遗体告别后,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进去火化,马厅长一直跟在后面,最后被挡住了,才停了下来。
回到厅里严记者提出要开个座谈会,马厅长一口应了。严记者想晚上就开,他还要赶往万山红农场继续采访。马厅长说:“明天吧,明天上午开了,派车送你们去。”厅里马上开了预备会,我也参加了。孙副厅长说:“明天的会议很重要,大家凑一凑,哪些人合适参加,又有哪几个人作核心发言。”大家议了一个名单,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虽共事多年,但喜欢信口开何,炮筒脾气,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单了?我请示性地望了望马厅长,马厅长不置可否。我说:“就不惊动他了吧。”
晚上把第二天将参加会议的人都找了来,马厅长说:“戴妙良同志是我们厅里的骄傲和荣誉,明天的会开得好不好,既关系到戴妙良同志,也关系到我省卫生系统,还关系到在坐的各位。他的出现,是我省卫生系统多年来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标志。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,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。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,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越是艰苦的环境,越能考验一个人。他经历了这种考验,是一个高尚的人,纯粹的人,有道德的人,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于是大家纷纷发言,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个大概,不当的地方,孙副厅长郭部长都点了出来,就散了会。
一个多月以后,长篇通讯出来了,标题就是《名利淡如烟云,事业重于泰山》。马上省市各大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厅里来采访。卫生厅出了这么一个人物,文副省长都惊动了,打了电话来问情况。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,文副省长也参加了。卫视台三台摄像机来录相,马厅长接着文副省长发言,说: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怎么把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到日常工作中去,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紧紧抓住的问题,具体对医务工作者来说,就是要把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落到实处。戴妙良同志的事迹,正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追求。”丁小槐说:“我刚从香港回来,香港社会那种个人主义,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气氛,与戴妙良同志的追求,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”他激动得脸色涨红,身子一晃一晃的,“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,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,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他的事迹,也给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。”我又把自己在万山红农场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。虽然已经讲过几十遍了,但为了给文副省长留下一点印象,我讲起来还是有些激动。讲着讲着也真的激动了,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动的真实意义。
梦阮读书
过了两天厅里的电话打到全省卫生系统,要各单位组织大家看卫视播出的座谈会实况。晚上我叫董柳过来看电视,说:“看看我的光辉形象。”又说:“再看看丁小槐的表演。他刚跟我说起香港只差没滴口水了,到会上又踩香港一脚,还教导别人不要迷失方向呢。他从来就没迷失过方向,从来就知道方向在哪里。不知道他的人,在电视上天天看他,也永远不知道他,还以为他是个什么高尚人物呢。他早就明白了阴阳之道,也可以说是个打太极拳的高手。”董柳说:“那你要他怎么说?他又能怎么说?他不那样说不行,真是那样做也不行,也别怪他。”我笑了说:“想想倒也别怪他,他也只能如此,也只是在演一个角色,不然怎么说人生就是一场戏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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